其实，我还是蛮想讲讲阅读的。大家处身于这样一个地方，都是从小在书本当中长大的人。你们可能出生在80年代末期，或者90年代，也许很难体会一个生于1976年的人，在山西的一个环境里面，她能看到的书是非常非常稀少和可怜的。我可能只能看到我爸的中医杂志，和我妈的批判胡风的文件。这么一个滋养，它是不足以让一个人的心里变得丰沛和强壮的。所以我想说，为什么爱读书的人，他无论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境地，他都能有一点点相对从容，不事喧嚣的气息，还是因为书本教给他的东西。
我小时候看的，那个时候还叫做“读者文摘”，现在叫做“读者”，现在你们可能看的少，但是那是我少年时期几乎唯一能够看到的杂志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他们有一个发刊词，是他们的总编写的。那几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。他说，什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编辑。他列了十条。比如第一条是，你看到公家的水龙头开着，你却不去关的人，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；一个经常讽刺善良人的人，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；一个讲话总是说我我我的人，这样的人也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。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，家长和老师还没来得及去教养孩子的心灵的时候，实际上我是靠着这一点点来自陌生人的一个启发和契机，才开始一个心灵中一点点土壤的培育，所以我是由读书构成的。
讲到第二本书，我在这本书（看见）里写到，在2009年的时候，我面临我生活中两次大的事件，让我写这本书：一次是我离开《新闻调查》，一次是引领我进入央视的陈虻去世。这两件事把我活活的从原来的生活里面，你以为特别坚固的生活里面连根拔起，然后移栽到其他的土壤里，不由分说，也没有人向你解释，你所有的安全和归属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，但它也是一个人心灵独立的开始。因为你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去依附，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去建构自己的内心世界，然而靠什么来开始，我觉得我是靠阅读来开始的。人在困惑当中，在书页里寻找共鸣，那个时候对我帮助最大的一本书就是《顾准文集》。简单的说着不是一本书，因为这里面包含了顾准的日记，包括书信，包括他的论文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大家可以看看那时候我写的一边文章，叫做《非如此不可？非如此不可》。对于这个出生在建国之前，十几岁就当了会计的伤害财政局局长，他在年届壮年的时候，被拿掉自己的职位，是因为他不听话，他总是不想做一个盆栽植物，所以他是去了他自己的工作。但是，他对自己有一个很深的反思，他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的睡不着觉，听着外面的车马声稀少下来，然后市声又在喧嚣起来，他想明白了一件事，就是以前的自己腹中空空，只有报章杂志之学，但却喜欢对人对事空发议论，他说现在想起来不免可笑。于是，他在60年代初那样一个年代的气氛当中，定下心来，把脚扎在土里面，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有志于学。他以那个年代能够掌握的英文去读凯恩斯的经济学的著作，他拼命去学习数学，在严寒当中感染了肺炎，也就是在一个狂风可以把人席卷而去的年代里，他就靠着自己紧紧的扣着地上的两个小石子来保证自己不被吹走，一颗石子是知识，一颗石子是逻辑。他靠着两颗石子让自己求是，求实。所以顾准对我的影响就是，在当年，红卫兵贴着大字报要他交代，在文革的十年中他做了些什么的时候，他给自己贴了一张大字报，下面写了两个字“读史”。一个人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，能够以一种阅读历史的态度来看待的时候，他就不可能发牢骚，当他明白了降临在他身上的事情时一切必然结果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认识现实。但是当时最让我触动的是，顾准当时被下放到河南商阳，他当时在那里面做劳动改造的时候，他的工作是捡粪。他以后可以做到了别人新鲜的粪便可以不用工具用手直接捡起来，放在自己筐里面，完成劳动，他拖着他的膝盖，跪在那里面血肉模糊，这是他的处境。但在这个处境当中，他仍然研读现实，他说过一句话说，他心中有愤怒吗？有的。但是他从愤怒出发，却向远处走去了。这就是读史。但他让我内心最触动的一点是，我以为他是像斯宾诺莎那样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，不赞美，不责难，只求了解认识。但是在1961年，他挑着担子，在终于回城的时候，他说他一步三回头去看农村，去看凋敝的农村，他说他心里，像刀割一样难受。一个人试图冷静的观察，有对自己土地上有一种不能释怀的关切，就他教给我，如何有一个安身立世的态度。他离我很近，他工作的地方在三里河，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，一个人去那条河边，走一走。想起他暮年的时候，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，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戴着白色的帽子，但我的心里猜想，她是为文革期间服毒自杀的妻子服丧，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买过一盏双头台灯，绿色的，放在自己案头。洛一耕问过他为什么买这盏台灯，他说，他曾经跟妻子商量过，能过上平安日子的时候，两个人买一盏双头台灯各坐一端，彼此夜读。这盏台灯让我的心里面也很难受，每次从我的窗户能够看到这条河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假如顾准生在慈世，假如给他一张像我这样平静的书桌，这样的头脑和心灵能够创造出什么。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，他曾经是一个信念十分坚定的理想主义者，但是他经历的一切并没有让他幻灭，他这是拧身而上，去追寻现实何以如此的最顶端，他要把那个杯子的底部掀过来，看一看那底部刻得是什么字，这就是穷究事理的逻辑的力量。有了这样的力量，任何世俗权利都不可能让他的头脑屈服，所以他就像贝多芬旋律当中不断回旋的那句 非如此不可 非如此不可。
下午采访的时候，记者在采访当中问过我，谁在采访中对你的影响最大。后来我想了一下，我说是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最大，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关于采访和人的知识要远远胜于任何一个从业者。在这两年当中，我反复看他的书，比如说《安娜卡列尼娜》，在这本书当中，原本一个非常凡俗的情爱故事，也是报纸上登载的一个新闻，这个新闻只有一个结尾，只有一个结论，那就是，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因为做了别人的情人，最后成为丑闻卧轨自杀。这是我们每天都会在微博上看到的类似的新闻，托尔斯泰把它变成了百万字的小说，他从结论出发，去倒推人的心灵轨迹，他在想象之中抵达了这个事件中任何一方的内心深处，在这个通往人内心深处的过程中，他也克服了他的道德偏见，他曾经也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，认为她是一个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必然之势的人，所以他的题词是用了圣经当中的一句话，叫做“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”。但他后来自己说，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，他对人心灵的理解超越了他对道德的判断，以至于这个树上的枝条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繁茂，开出了越来越多的花朵。人们也超越了对于小市民的一种简陋而廉价的判断，而抵达了人的心灵。他在这本书当中，对安娜，对安娜的丈夫，对安娜的情人，每个人物都给予了同等程度的了解，这个了解是因为，并不是他美化任何一方，因为他深化了每一方。在这个深化的过程当中，生活在此侧和生活在彼侧的人都同时得到了呈现，这也是这个世界得到了他本来的面目。所以他的书对我来说有一个启发，我曾经以为，采访的客观，是不对任何一方投入感受，但我从他身上了解到的就是，一个作家的知识就是关于人心灵的知识，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是如此。我们只有对生活在此侧和彼侧的人都投入感受，都公正的呈现他们的本来面目，我们才能呈现这个世界本来应有的样子，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嵌在什么样的结构和秩序当中，什么必然发生，什么不可避免，什么不可能产生。那么有人会问说，我们阅读，我们认识世界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吗？就像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也问过我自己，除了呈现我所看见的，我的终点是什么。后来我才发现我没有终点，人就是目的，人不是工具，人不能服务于任何一个目的，尤其是那些自称崇高和伟大的目的。
出生于1976年，我降生的那个宅子，是我们的家族有将近300年历史的一个合居地，我的奶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，我妈在文革当中辍学，我是第一代能够接受现代教育，能够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决定自己命运的女性。我从大的共同体上剥落自己，曾经头也不回的摆脱任何集体，试图建树自己，就像30年来中国所做的一样。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从共同体上剥落，但是当已届成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人需要归属。人生存与这个世界，我们需要归属。那么归属从哪里来，不再是过去的宗族和血亲和单位，不再是那些使人固定其中，僵化在里面像水泥一样动弹不得的，真正的归属，是我们相互之间的创造和愈合。当我们志趣相投，目光相汇的时候，我们就创造出属于我们的世界。这是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记者的责任，在未来的这些年当中，在时代能够容忍的前提下，我将为这个付出我的全部心力。谢谢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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